陶行知:我与米赛跑(中)-新华每日电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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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

06/27

10:14
来源:
新华每日电讯11版 说人解史

陶行知:我与米赛跑(中)

2025-06-27 10:14:31 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11版 说人解史

  育才学校旧址古圣寺。聂作平摄

  作者:聂作平

创办育才

  重庆多山,位于重庆主城以北40公里的北碚尤多。毕竟,这里地处华蓥山余脉。

  北碚公园就建在一座山上,这山有一个奇怪的名字:火焰山。

  站在火焰山上,可以清晰地眺望到山下的嘉陵江,以及江对岸的夏坝、东阳、黄桷,还有后峰岩那边黛色的群山。

  我顺着山路,找到了山间一座一楼一底的仿古建筑。它叫清凉亭,原名慈寿阁。1935年,卢作孚的母亲60大寿,亲友们凑钱建了这座房子,把它送给卢作孚,以作其奉养老母之地。

  卢作孚没同意。亲友们的好意他心领了,以他的自律,如何肯收这笔厚礼呢?于是,他将楼房捐献给公园——其时,火焰山公园已更名为北碚公园,并请莅临北碚视察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了名字:清凉亭。

  刚到北碚时,陶行知住在霞光楼。在会见卢作孚的胞弟卢子英时,介绍了他想在北碚寻一处校舍办育才学校的计划。卢子英不仅承诺将帮忙寻址,还主动把清凉亭清理出来,让给陶行知居住。陶行知和吴树琴搬进清凉亭,育才学校筹备处和晓庄研究所也在此挂牌。

  会见卢子英前几天,陶行知察看了三个可以选择为校址的地方:一是东洋镇的龙凤岗,二是草街子的古圣寺,三是北碚龙居寺。三地各有短长,陶行知一时举棋不定。

  那么,育才究竟是一所什么性质的学校?陶行知为什么要苦心孤诣地去办?

  在北碚寻找校址期间,陶行知给宋美龄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,希望得到她的帮助。信中,他对上述两个问题均有所阐释。

  他说:“去年秋间,有保育院、教养院及其他收容难童机关之主持人谈及,有人在难童中挑选养子,纯以面貌美丑为取舍,对于害癞疾、缺嘴唇、脸上生麻子的孩子,不但不要,而且措辞中不免含有当面侮辱之意,这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刺激。”

  难童失去亲人,孤独在世,已属人生大不幸,如能被收为养子,亦不失为一条出路,奈何其中面貌不佳或是有残疾的,则不仅无人收养,反而要遭到当面羞辱,这让总是怀着一颗推己及人之心的陶行知受到很深的刺激。

  复次,陶行知说他之前在长沙和武汉时,和一位音乐家住在一起——这位音乐家,陶行知没说姓名,据推测,很可能是与他关系密切的贺绿汀。他们一连发现了好几个有音乐天才的小孩子:一个只教了他三个钟头,便能带着100多个小孩唱歌;一个只受了三天训练,便能用音符把一首首从没听过的歌曲写出来;一个也只受了三天训练,便能自己作曲。三个孩子中,有一个就害有癞疾。这是陶行知受到的第二个刺激。

  陶行知在信中自陈:“这两个刺激,独立的、各不相谋的存在我的脑海里,足足有两个月之久。忽然一天,它们两个就合拢起来了。我自己问:‘你为什么不也选择一些天才儿童来培养他们?’”

  及后,在给朋友何从则的信中,陶行知又一次坦陈他办育才的初衷及方法:“为有特殊才能之难童而设,所有学生,均由各地保育院选来,年龄在十五岁以下,程度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或高小第五、第六学期。因系为难童教育机关,故学生皆免费,亦不招收其他自费学生。”

  陶行知是执行力强大的行动派,有了想法,立即动手。第二天,他就拟定了章程和计划,并积极筹措费用。

  一言以蔽之,育才学校想招收一批失去家庭的难童,不论其外貌如何,身体是否残疾,只要求在艺术方面或其他方面有天赋。

  从北碚城区出发,过嘉陵江大桥,沿江畔公路北上,只需二十来分钟,便到了一个叫草街子的小镇。如今,草街子隶属与北碚接壤的合川。几十年前的峡防局时代,草街子属峡防局地盘。

  草街子原名安吉场,清乾隆年间形成聚落。光绪时,这座号称合川门户的古镇,被嘉陵江的一场特大洪水摧毁。洪水退去,劫后余生的人们在废墟上搭起一座座简陋的草房,连缀成街市,遂易名草街、草街子。

  草街子襟江枕山,扼合川与北碚之要冲。清末民初,天下动荡,这里是令人闻之色变的土匪窝。匪徒们拦劫江上船只,抢夺山间行人,直到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后,匪患才算大体解决。

  1939年3月18日,北碚已是春意盎然。这一天,陶行知从北碚出发,步行几个小时后,来到一座古庙:古圣寺。

  古圣寺坐落在草街子镇外的凤凰山上,原名虎声寺,始建于明代。大概忌讳老虎,清朝时据虎声寺之谐音,更名为古圣寺。

  我看到的古圣寺是原野上一片几经修复的老建筑。高耸的山门,飞檐翘角,几株高大的黄桷树,枝丫高过围墙,在墙外投下一方绿荫——围墙里,嵌着一块黑色的碑:育才学校旧址。

  80多年前,庭院清幽的古圣寺,一部分房屋充当了古圣寺初级小学校址;另外,还设有一家善堂——所谓善堂,是旧时在寺庙中设立的、开展慈善活动、宣传宗教教义的组织。其管理人员,由寺庙的僧人、居士以及当地有名望的热心人组成,负责善堂的日常运作。

  当天,陶行知和古圣寺方丈、古圣寺小学校长,以及善堂管理人员一一见面,初步决定把育才开办在此。几天后,陶行知再次来到古圣寺仔细查勘,并就租用寺庙办学一事,拜访了合川县县长袁雪崖。

  创办古圣寺育才学校,陶行知是从一口水井开始的。

  古圣寺僧人和居士都不多,只有一口出水量很少且距离颇远的井。陶行知计划中的育才学校,将有数百名师生,这口井的水肯定不够饮用。于是,他向兼善中学借用了地理教师黄开富,托他前往古圣寺打井。黄开富精明尽职,颇有办事能力。他不仅顺利地打了水井,还帮陶行知协调了和地方上的关系,与寺庙方达成了租房协议。

  租借协议达成后,陶行知雇请工人,买来各种材料,对已经破败的古圣寺进行大修。大修所用木头,来自几百里外大巴山中的巴中。

  1939年5月8日,育才学校在古圣寺挂牌。

  在当地朋友带领下,我穿过公路边的田间小路向古圣寺走去。古圣寺所在的凤凰山,西北是陡峭的崖谷,东北是起伏的小丘。寺南,也就是山门前则是梯田,有水田,有旱地,还有池塘。边角坡地上,桑树亭亭如华盖。这些地,都是当年的寺产,也是育才学校租下古圣寺后,由师生耕种的校田。坐北朝南的寺庙,八字形山门南向洞开,两侧石墙上,并列刻着四个五尺见方的大字:坛林忠孝。

  入寺,夕阳西下,绯红的残阳穿过树桠,滴落满地零乱的光斑。一间间大小佛堂,顺着山势,一进高过一进。高大的建筑幽深昏暗,有一种让人悚然一惊的寒凉。

  昔年,大雄宝殿上方,悬挂着陶行知的题字:爱满天下。正殿,充当了育才学校的会客厅。正殿左边小屋是戏剧组教室,右边是总务主任的办公室兼宿舍。观音殿是小礼堂及教师办公室。

  天井里,一株罗汉松已有400年以上历史,它是育才办学的见证者。只是,这位见证者不能言语,无法说出它看到过的一切。

  从开办之初的40余名学生,到1942年前后,学生增长到200多人。学生们按各自特长和爱好,最初分为6个组,即文学、戏剧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音乐和绘画,后来又增加农艺和工艺两个组。

  按陶行知的教育理念设计的育才学校,在中国教育史上,是一所没有先例的特殊学校。它和一般学校的最大不同,在于它依据儿童的特殊才能和兴趣,把他们分成不同的专业组,实行分组教学。

  这种分科教育,并不是急于把儿童培养成特殊的专门人才,而是及早发现和给予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特殊营养,使其特殊才能不至因成长而萎缩。所有学生都必须上两种课,即普通课——相当于公共课,特修课——相当于专业课。

  曾在育才服务多年的孙铭勋,在195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总结说:“育才学校,不是一个容易办的学校。以陶行知先生的雄才大略,他所办的学校,都是他的独特的创造。从晓庄、工学团到育才,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。尤其是育才,性质特殊,内容复杂,规模庞大,一切工作的部署,都需要自己来设计,都需要自己在实践中来摸索。”

  在育才任教的,不乏各个领域的顶尖级人才。比如,文学组主任艾青,音乐组主任贺绿汀,戏剧组主任章泯,绘画组主任陈烟桥。此外,像任光、马思聪、戴爱莲、庄言、力扬、姚牧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曾在育才任过教。至于应邀到校讲座的知名人士,就不胜枚举了:周恩来、冯玉祥、郭沫若、梁漱溟、卢作孚、翦伯赞、胡风、何其芳、曹靖华、刘白羽、周而复、邵荃麟、戈宝权、丰子恺、叶浅予、华君武、田汉……

  1940年2月初,农历新年快到了,胡风从重庆回到北碚与家人团聚。3天后,应陶行知的邀请,他前往育才参观并讲演。多年后,他在回忆录中回顾了育才学校和陶行知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:

  “第二天上午参观学校各部分,还对文学组儿童讲了话。这个学校是陶行知这位生活教育倡导者的实验园地。他和某些民主人士不同,是身体力行的学者,在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我对他很敬佩,对他的事业我一直是表示支持的。他主张教育从生活出发,劳动与教育合一,对儿童教育全面发展,以使学生的个性特征得到最高的发展。学校设有艺术各科的初学课,想从小培养学生们的艺术才能,请的教师也都是在这些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,我想是会有成绩的。”

  史学家翦伯赞对育才学校的孩子们赞不绝口,他说:“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面谈时局,从国内到国外,从政治到军事,了如指掌;能够写出作品、自编剧本,自己作曲、作歌;能够写生,能画出星宿的图谱,这是抗战中的中国的奇迹。”

募捐办学

  要办一所招收难童的特殊学校,陶行知不仅要考虑教室、宿舍、饭厅、操场、图书馆,还要考虑制作棉被、衣服、鞋袜,甚至连办公用品,哪怕信笺信封,他也事必躬亲。这倒不是他不信任别人,而是他历来有亲力亲为的习惯。再者,也是为了尽最大努力降低成本,减少支出。

  办育才的每一分钱,都来自陶行知的四处化缘。

  育才筹备期间,张治中允诺长期赞助两名学生,其费用由他承担,并再捐给晓庄研究所400元;冯玉祥捐给学校500元,捐给晓庄研究所400元;陈铭枢捐赠了一批图书……

  育才学校创办后的几年间,社会动荡,物力维艰。为了不让这所特殊学校倒闭,陶行知可谓呕心沥血。不仅他本人经常拜访各界大佬,不厌其烦地宣讲育才学校的意义,以便他们解囊相助;甚至,他还专门委托一个他信得过的人,以他的名义到社会上四处活动,募集资金。

  1942年,陶行知有时住在北温泉。北温泉路边有一家小吃店,卖面条、包子、馒头、稀饭。小食店老板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残疾人,叫陈根度。陈根度系江苏人,12岁到上海做学徒,参加过抗日民众团体。“八一三”战火中,他被炸断一条腿,后来辗转流落北碚。为了谋生,他和几个同样有残疾的军人一起,合伙开了这家小店。

  那年冬天,陈根度注意到一个有几分特别的老先生。有一段时间,老先生几乎天天都来,每次都要一碗阳春面,外加两个包子。“他身穿老布中山装,一双鞋子也补丁多次,中等身材,戴着黑色近视眼镜。”店子很小,有时客人多,他就端着碗走到店门外,那里有一块石头,他就坐在石头上吃。吃完,主动把碗筷拿回来。然后,走到旁边的茶棚里,坐到躺椅上喝茶看报。“给他泡茶时,他总是厚道地笑笑,他喝茶也特别,一碗浓茶总要喝成白开水才罢休。”

  其时,小食店的面粉全靠配给,但配给数量少,小食店难以维持。有一天,这位老先生偶然得知后,告诉陈根度,他有办法解决,“你们写个申请,盖个店章,写明每月需要的数量即可”。

  陈根度和他的伙伴都不太相信,以为老先生在吹牛。毕竟,这在当时,是一件难度很大的麻烦事。没想到,半信半疑的陈根度写了申请后第三天就接到粮食部门通知,“你店今后可以不受限制地供应白面,但不可转送亲友”。

  就在陈根度准备了一桌饭菜向老先生表示感谢时,他才得知,这位老先生,竟是大名鼎鼎的陶行知。

  陈根度就这样认识了陶行知,开始了他们的交往。

  1942年前后,育才学校学生已扩大到数百人规模。几百人要吃饭,要穿衣,几十号员工要发工资,所有费用,没有一分钱的固定来源,陶行知的压力可想而知。他多次在给朋友和亲人的信中言及其中的困难:“经费已枯,此地只余数千元。”“学校困难已达最高峰,我昨天做了十件事,集中一切母亲爱护小孩之力量来保卫他。”

  雪上加霜的是,1943年,育才学校重庆办事处——即前文所说的管家巷28号,先是被小偷光顾,继而又遭遇火灾,多间房屋被烧成废墟,大批物资化为灰烬,总计损失达10万元以上。

  望着火灾后一片狼藉的现场,陶行知感慨万千,表示“愿做一件有意义之事来补偿精神上之损失,同时要于国家有益”——他当即决定,从本就不多的积蓄里取出1万元,汇给正在鄂西前线作战的抗日将士。

  作为公众人物,陶行知既要不断往返于北碚—草街—重庆之间,参加各种社会活动,还要管理育才学校及晓庄研究所。分身乏术,只得雇请多位“育才之友”为学校服务,陈根度即其中之一。陈根度将小食店交由朋友打理,他则受聘为育才职员。陈根度最重要甚至可以说惟一的工作,就是代表陶行知四处募捐。

  他募捐的第一个人是杜月笙。

  杜月笙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帮会首领,与黄金荣、张啸林并称青帮三大亨。其实,此人颇有公益心和民族气节。上海沦陷后,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,并潜往香港。1941年,香港失守,他带领中国红十字总会内迁重庆。在今天的重庆南山植物园一座楼房里,他居住了6年,直到抗战胜利次年才返回上海。

  陶行知让陈根度第一个就去找杜月笙,并不是漫无目的之举。两人此前就打过交道:1934年,晓庄师范突然收到一笔5万元的捐款。捐款人没有留下姓名。

  陶行知怀疑系杜月笙所为——作为黑道大哥,杜月笙刚当选上海地方维持会副会长,他想把自己洗白。赞助教育而又故意匿名,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不久,在上海的某次聚会上,陶行知当面询问杜月笙,杜既未否定,也未肯定。其实相当于默认了。此事在社会上传开后,不少帮会头目,都把子弟送到晓庄师范。1935年的晓庄师范校庆时,杜月笙也曾亲往祝贺。

  陈根度拿着陶行知的介绍信,怀着既忐忑又好奇的心情叩开了杜公馆的大门。

  陈根度回忆说:“这杜月笙乃海上闻人,未见到他之前,我已有三分畏惧。犹豫再三,到底壮了壮胆,只见他目光如电,虎视眈眈,确有威严。我连忙递上陶先生的介绍信。果然,他见到介绍信后,马上就舒展浓眉,笑逐颜开了,立刻表示欢迎。他幽默地说:‘老夫子又办好事,培养难童,功德无量,本施主理当资助,不敢落后。’我原以为他是大老粗,谁知他竟说出令人吃惊的、儒雅的话来,心中不觉对他有了好感。”

  经费严重不足,陶行知写信给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马侣贤——此前,马侣贤几度因亏空超出预算而提出辞职,陶行知均温言挽留。他告诉马侣贤,要他建立一个完整的预算,这个预算最好有两套方案。“一个是量入为出,作为较紧的预算;一个是量出为入,作为较宽之预算。较紧预算为艰苦维持现实支出之根据,较宽预算作为开源筹款、改善生活之根据。这样则学校生存、师生生活都可两全,并且可以逐步改善以求发展。”

  从预算做两套方案这个细节可以判断,即便在经济最困难,外部条件最艰巨的时期,陶行知仍然雄心勃勃,不仅要让育才生存下去,更要让它发展起来——事实上,就是在借赁古圣寺期间,他还在北碚等地购买土地,以期扩大学校规模,吸收更多学生。

责任编辑:冯明
关键词:陶行知,育才学校,古圣,北碚,陈根,特殊,教育,杜月笙,难童,预算